一方砚背后的运河文化

悠悠运河，流淌千年。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上承载了无数人文故事和灿烂文化，不断增加着史书页码、丰富着人类文明。在曾有“漕运咽喉”之称的京杭大运河鱼台段，盛产过一方名为“梁公砚”的砚台，成为当时文化兴盛的一个标志。

梁公砚是古代澄泥砚的一个优秀品种，产地在现鱼台县谷亭街道。可考的生产时间，始于宋元时期，流行于明代，清初时工艺失传。今古玩界可见的传世古“梁公砚”还有一定数量。泥质坚细，黄褐、灰白、砖红、淡绿等诸色都有，造型多样，常见的有三足鼎形、四足长方形等，烧制工艺较精，砚背多有铭文，少者只有“梁公砚”三字，多者达数十字。字为模印，常有“见海翁著”及“镇山著”“大明时”等字样。铭文内容多以崇儒劝学为主。

梁公砚的产地谷亭，在元明时期是大运河上的著名闸口，南来北往的官、商舟船泊靠码头，逐渐发展成流动人口密集、较为繁华的贸易重镇，与附近的南阳镇先后属漕运管理官员重要驻节地。各色人等的频繁往来，给地方特产梁公砚的销售带来良好契机，也促使其在取材和制作工艺上更加精良。泥质上佳的梁公砚在当时非常受人珍爱，据存世及新出土梁公砚的铭文来看，明代的王公大臣、文人学子们纷纷订制该砚或为之题铭，如明代治河名臣朱衡（号镇山）、翁大立（号见海）。据一传世梁公砚上“敕赐承训书院制”铭文来看，鲁王治下的曲阜承训书院也曾订制梁公砚。达官贵人的参与，进一步助推了梁公砚的名气和销量。这也解释了传承数百年的梁公砚为什么到明朝时突然产量大增。

传世梁公砚在国内分布区域较广，特别是在苏杭宁津等运河沿线重镇多有发现和收藏，也正是因其产地处于漕运码头谷亭，梁公砚正是随大运河流转南北。按万历年间《兖州府志》中的记载，“出鱼台县”的良（应为梁字之讹）公砚“价值亦贵”，证明梁公砚在当时已经非常名贵，价值不菲。

梁公砚制作的鼎盛时期，取材比较特殊，是采用侨居谷亭的明代著名将领秦纮的尚书府地基泥所烧制。康熙时的编撰者对“就故秦尚书宅基取泥为陶砚”表示疑惑，就此问题，学界有“秦纮任边关守将时，曾筑内长城一条，长六百余里。长城砖烧制精密。也许，秦尚书建房时打地基所用的泥土，参用了长城砖的某些陶稳工艺，所以地基泥坚密细腻”的猜测。

2014年秋，谷亭街道银都小区建设施工现场，集中出土十多方残砚，款识为梁公砚。其中，梁公砚常见铭款，如“镇山著”“见海翁著”，皆有发现。出土残砚多为四足长方形和三足鼎形，质地坚细，表面滑腻，色泽蕴润，触之手感极佳。今银都小区所在地为谷亭老城区，出土砚台之地应为原制砚作坊所在。这项发现与各种古文献中记载吻合，以出土实物证明梁公砚产地乃鱼台谷亭无疑。

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中记载的“曾几何时，而砚亦无有也，然纮之名臣则千古矣！”“往时上台索之尽，近无有藏者。”可见清初时的鱼台境内已经看不到梁公砚，其制作工艺显然已失传。失传缘故，最大可能是因为明末清初时的天灾人祸。该时期的鱼台地域，水、旱、蝗、疫以及兵乱的记载不绝于书，甚至达到“人相食”“死亡相藉”的地步，加之传统习惯决定了梁公砚的制作方法，特别是关键工艺不大可能被多人掌握，乱世中导致“失传”，虽殊为可惜，但并非不可思议。

古文献中关于梁公砚的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物产·货帛之属·东鲁柘砚》：“良工砚：比柘砚又佳，间有精制殊绝者，价值亦贵，出鱼台县。”清康熙三十年《鱼台县志·风土。土产、货物之品·梁砚》：“昔有梁姓者云，就故秦尚书宅址取泥为陶砚，文理莹腻，色碧绿，谓之梁公砚。往时上台索之尽，近无有藏者。而故秦尚书亦无考。或曰即秦纮，但时未甚远，不应基便陶砚，又不应并砚无遗也。”清康熙三十年《鱼台县志·人物·寓贤·秦纮》：“谷亭有秦尚书基，梁氏取其泥以陶砚者也。岂纮卒，子孙遂去欤？曾几何时，而砚亦无有也，然纮之名臣则千古矣！”清乾隆二十九年《鱼台县志·旧迹·赤琰显忠墓》中记载：“赤踐显忠墓，在治北二十里大聂村之原，有墓碑，俗谓之九女碑。云梁公烧砚窑在墓旁。”

近年来，在鱼台县政协、谷亭街道及传承人于德华的共同努力下，历经数年精心研制，梁公砚制作工艺现已成功恢复，古老的制砚工艺得以传承。于德华介绍，一块梁公砚的成型，需要经过22道工序，找泥、晾晒、沉浮，浸泡、沉降、雕刻、打磨、烧制、水磨、包装等，每一步都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从一块胶泥到精美的梁公砚，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传统梁公砚，多是以实用为主，造型相对单一。于德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他烧制的梁公砚，工艺精细、造型精美、色彩多变，兼具实用与美感。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高峰 王浩奇 通讯员 韩秀良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