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救护队》第九章 师生辗转赴江城 海外同胞同此情

张先林刚下楼，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他又蹬蹬地跑上去，找到钱东奕说：“你看，我又想起来，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还要向胡院长说一下？”

钱东奕迟疑了一下，说：“我也想到了，我认为，还是别说了，胡恒德是美国人，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来胡恒德肯定不会放我们走的，二来他如果向日本人告密，我们就惨了。”

张先林摇摇头，“不应该这么说，我认为还是应该告诉他，他是我们的院长，我们这么多人走了，不告诉他不好。还有，我们本月的薪水还没有发呢，告诉他了，他肯定会把我们的薪水结了，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钱东奕皱起了眉头,“那，再权衡一下，别因小失大啊！”

张先林忙答应：“我会见机行事的。”

张先林来到胡恒德院长办公室，胡恒德正坐在沙发里，唉声叹气。张先林说：“胡恒德先生，我要去武汉参加红十字会的救护总队，不能再为协和服务了。”

胡恒德看看张先林，说：“不行，张先生，你不能走，都走了，我们协和怎么办？”

张先林说：“我可以不走，可是，你要把门口的日军岗哨撤掉，不允许日本人随便来这里胡作非为！”

胡恒德生气得站起来：“张先生，你说得很对，日本人竟然欺负到美国人的头上来了，我已经给洛克菲勒总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分别写信了，让他们来保护协和的权益，可是，总部回函说办不了，让我小心为是，大使馆根本就不回信，对此置若罔闻！我该怎么办？”

“大使馆代表美国政府，为什么对我们的质问不回函呢？”

“唉，我正发愁呢！是不是这些大使馆的官员们考虑到《中立法案》呢？这真是鸵鸟政策！”

张先林看到了胡恒德的态度，心中暗喜，他依旧不动声色说：“既然院长阁下不能确保协和教师学生的安全与权益，那我就要离开，而且，请允许和我一样的中国人离开，并且，要保证我们这些教师的本月薪水！”

胡恒德蔫了，他说：“你说的有道理，我全都答应，我这就安排财务室，给你们发薪水，还有一笔补助费。”

张先林向胡恒德鞠了一躬，说：“谢谢胡恒德先生！”

胡恒德握住张先林的手，说：“张先生，看着协和在日本人管理下的北平，真是没法存在了，我也准备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交辞呈了！”

张先林找到钱东奕，告诉他胡恒德同意辞职并且补偿薪水，发给一笔补助费，钱东奕奇怪地问：“我还正在担心呢，你是怎么战胜美国佬的呢？”

张先林笑了：“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了解美国人，他们和日本人不一样，美国人讲规则，愿赌服输，日本人是什么也不讲，所以你把问题摆在那里，是他们做得不对，美国人就会认账。”

钱东奕赞同地点点头，“那我们就分头联系教师和学生吧，你说，薛庆煜、汪凯熙那些学生，咱们还带他们走吗？”

张先林想了想说：“他们还有一两年就毕业了，还是应该让他们毕业才好，这一次就不带他们了。”

钱东奕也点点头，“好吧，我们就分头行动。”

两天之后，张先林、钱东奕、王媛媛等十几位中国专家和护士都穿着白色隔离服，推着三辆医院里的运尸车来到了校门口。

张先林先去找执勤的日本士兵，对他们说，“快，医院里发生了鼠疫病人，十分严重，为了隔离，要将病人尸体运到城外去火化，否则大家都会传染，请求你们检查！”

日本士兵一听是鼠疫，哪里敢来检查，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接近，一个军曹远远地摆摆手，厌恶地喊道：“快走，快走，病夫，支那猪！”

护士们拉起车子，医生们在后面跟着，走出了大门。他们转过一条街，来到大新诊所，把运尸车上的行礼取下来，换上西装和便服，就要一起去火车站，这时，麻杆儿说：“各位专家，你们不能走！”

张先林一愣，问：“为什么？”

大家立刻紧张起来，他要干什么？莫非是麻杆儿是坏人，要向日本人告密？

麻杆儿看到大家紧张，兀自先笑了，“各位专家，我看出来了，原来你们要离开协和啊？可是，你们不能这么走！”

王媛媛抢过话来，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要把我们交给日本人吗？”

麻杆儿捶胸顿足，嚎叫道：“天地良心，我怎么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呢？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你们这些专家给我这种小诊所撑门面，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情急之下，眼泪差点掉下来。

王媛媛步步紧逼：“那你什么意思？”

麻杆儿说：“我的意思是，你们刚出了协和医学院，还没有出北平城呢！城门口还有鬼子呢，你们应该穿着这套衣服，一直到城外，再脱下来不迟啊!另外，还有——”

王媛媛急了：“还有什么问题？！”

张先林拦住王媛媛，说：“媛媛，别那么凶，让麻老板把话说完嘛。”

麻杆儿哭丧着脸，“你们就这么走了，以后我的小店谁来照顾？干脆啊，我跟你们一起走算了！”

钱东奕害怕麻杆儿跟着吃苦，便说道：“你这个诊所挺好的，靠近协和，许多人都认为你这里是协和开的诊所，就在这里就诊，收入肯定不错，你舍得丢下这个诊所？”

麻杆儿低下了头，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是有点儿舍不得，可是，你们这些协和的大专家要去的地方，要干的事情，那还能有错？跟着你们走，肯定错不了！你们剩下的，就够我吃喝的了！”

张先林严肃地说：“麻先生，您说错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我们这次可不是去挣钱，也不是去享福的，我们是去抗日，是去受罪的，你可要想好了！”

麻杆儿拍着胸脯说：“你们都是大专家，大文化人，能去干傻事儿？跟着你们走，肯定错不了！我啊，就跟定你们了！”

王媛媛快人快语：“那行，说话算话，可不许后悔啊！”

麻杆儿发誓道：“谁后悔，谁就是王八蛋！”

钱东奕无奈，只得催促道：“那行，我们再把衣服换过来，穿上隔离衣，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起走。”

这些人推着运尸车，经过永定门的时候，日军也是远远地捂着鼻子，催促他们快走。

永定门外，是一条通往保定的官道，向南方去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张先林就领着大家，跟着逃难的人群，向着南方，一路迤逦而行。

美国纽约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学校园里，绿草如茵，这沁人的绿色与红色尖顶的教学楼，还有澄碧深邃的蓝天，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屏。范斯莱特教授打开教学楼下自己的邮箱，从一沓报纸中掉下了一封信，他弯腰捡起来一看，这是一封来自中国武汉的信，那漂亮而又熟悉的英文字迹，一看就是自己在中国的好朋友——林可胜博士寄来的，还没有打开信，范斯莱克教授就开心地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老朋友，你终于来信了，肯定是你的救护队有了眉目，否则，不会轻易给我来信的，看看需要我做什么！”

范斯莱克撕开信，打开信笺，果然不出所料，林可胜已经辗转来到中国中部的一座城市武汉，并在那里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认可，要组建一支为中国抗日的军民服务的战地救护总队，希望能得到范斯莱克在资金和医疗器材、药品方面的支持。

范斯莱克点点头，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起草了一封给小洛克菲勒先生的信，告诉他中国北平协和医学院原执行院长林可胜博士离开协和之后，要在武汉组建一支战地救护队的事情，希望基金会给与支持，并附上了林可胜的信件。

很快，范斯莱克就收到了小洛克菲勒先生的亲笔回信，信上说希望范斯莱克先生注册成立一个机构接受捐款，并进行多方的募捐，确保将捐款送到林可胜先生的手中。

范斯莱克分别找了几位教授进行商讨，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林可胜和他的战场救护队，最后决定在美国成立一个医药助华会，帮助林可胜博士进行筹款和募集药品。

一天傍晚，在洛克菲勒大学校门口，范斯莱克和他的学生们一起站在一个募捐箱旁边，为林可胜教授和他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募捐，募捐箱上写着：

Please donate to rescue the injured Chinese soldiers!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请为救助受伤的中国战士捐款吧！美国医药助华会。）”

一位叫詹姆斯的高大帅气的美国男生向行人发传单，大声说：“请停下你们的脚步，为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救护队捐款吧！”

一旦有人停留，范斯莱克教授就开始讲述林可胜的故事，许多洛克菲勒大学的师生为之感动。

一位美国老人经过，他停下来问道：“范斯莱克教授，您怎么能在路边募捐呢，这样不好！您是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教授，会影响您的形象的！”

范斯莱克脸上有些难堪，不过他马上振作起来，笑着说：“约翰先生，组建中日战争前线救护队的是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院长，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为朋友募捐！”

老人从兜里掏出20美元，塞到捐款箱里，一边塞钱，一边说：“那好吧，范斯莱克先生，我就为了你的朋友来捐款吧，这是20美元，请转交你的中国朋友。”

范斯莱克握住老人的手说：“谢谢约翰先生，上帝会保佑您！”

一群中国留学生围住范斯莱克教授，参加募捐活动并且要求加入医药助华会，范斯莱克高兴地接纳了他们。

夜里，范斯莱克和詹姆斯以及留学生们收起捐助箱，来到范斯莱克的办公室，大家一起清点捐款，詹姆斯声音嘶哑地喊道：“啊，范斯莱克教授，真是太棒了，今天我们竟然募捐了八千三百多美元！”

出人意料，范斯莱克教授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兴，“可是，我看啊，这些钱确实是太少了呢，你想啊，中国发生战争，许多的士兵在流血，这些钱能救助多少人呢，我们要继续募捐！”

詹姆斯立即答应：“那好啊，我们星期天到纽约大街上去募捐吧，我在街上看到有不少募捐的呢！”

范斯莱克伸出大拇指，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可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影响还不够，我要给现任的罗斯福总统和前总统胡佛写信，让他们一起上街，为中国抗战受伤的士兵捐款！”

詹姆斯高兴地拍着手说：“范斯莱克教授，您真是了不起！”

平津的陷落，淞沪的硝烟，南京的屠戮，深深地折磨着那些远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一些正直而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回归祖国，参加抗战。

在一艘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开往中国香港的轮船上，有一位身材修长、面颊瘦削的中国人，他穿着黄色的风衣，每天都倚着船舷凝思。近处，群群海鸥随着轮船一边飞翔，一边长鸣。远处，朝晖夕阴，海天一色的风景像一幅随意涂抹的画板，展示着变幻莫测的瑰丽景色。但是，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似乎与他无关，他的沉思已经飞跃千万里，回到了炮火蹂躏的故土！他就是青年骨科专家屠开元。

屠开元，1905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有奇才，17岁时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1929年，24岁的他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修矫形外科，由于善用石膏来固定手术后的肢体，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渐渐有了名气，号称“中国石膏先生”，听到日寇一步步进攻中国，特别是家乡上海沦陷，亲人死于日军炮火的消息，他再也无法偷安于异域，毅然收拾起东西，乘船回国。

船到印度卡利亥特港，涌上来一帮船客，在这帮英国人和印度人中，有一位西装革履打扮、面色黝黑的年轻人，他一上船，看到倚在船舷边忧郁的屠开元，就像遇到了久违的亲人，高兴地向屠开元打招呼：“你好，你是中国人吗？”

屠开元看看眼前这位热情的印度人，丝毫不感兴趣，回答道：“是的，我是。”

面色黝黑的青年人高兴地说：“嘿，我也是！”

屠开元这才开始笑了：“看不出来，我的同胞很少有您这样的。”

年轻人看看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是随着国际联盟医疗专家组来印度调查霍乱的，在这里呆了两年，你看，人都晒黑了！”

屠开元看着这位同胞，突然有了说话的欲望，他问道：“你也是一位医生？”

年轻人又笑了起来：“是啊，我叫陈文贵，是一名细菌学博士。”

屠开元不得不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不由得伸出手：“幸会啊，陈博士，鄙人屠开元，上海人，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

陈文贵惊喜地说：“这么棒！我不仅能找到一位同胞，还是医学同仁呢!我们国家打仗呢，你回国去做什么？”

屠开元不高兴了，他轻蔑地说：“兄弟，正因为打仗，我才要回国呢！我可不像一些人，借口一些国际组织的邀请，在海外做缩头乌龟。”

陈文贵丝毫没有察觉屠开元的情绪，惊喜地叫道：“这么棒！我也是回国抗日的！我的老师林可胜在武汉组织了一支红十字会抗日救护总队，我就是要到那里去做一名医生，为抗战的军民服务！”

陈文贵的热情，特别是他回国的愿望，一下子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屠开元忍不住对这位年轻的细菌学专家产生了极大的亲近感，他伸出双手，再一次握住陈文贵的手，说道：“心同此心，我这次回国，也是准备为抗战服务的！”

陈文贵好奇又关切地问道：“那你找到医院了吗？回国以后到哪里去？”

屠开元犹豫：“这个还没有具体的打算，想着找到政府的医疗机构再说。”

陈文贵热情地说：“那你也去抗战救护总队吧，林可胜博士是那里的代理总队长，他一定欢迎您，我就代他邀请您去！”

屠开元笑了，连续一个多月来的忧郁和愁苦一扫而光，“那好啊！你说的那位林可胜博士，是不是就是中华医学会会长林可胜？”

陈文贵介绍说：“没错，我就是林先生的研究生，林先生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先生在英国应征服兵役，曾经从事四年战地医护工作，很有战地救护经验啊！”

屠开元佩服地点点头，“我曾经投稿给林博士主编的《中国生理学》杂志，没想到有幸得到林博士亲自修改，至今仍感动佩服他治学的严谨。行，我就跟着您去投奔林博士和他的救护总队！”

船到香港，一位身穿红色制服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在码头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迎接国联专家陈文贵先生”。陈文贵和屠开元与小姐见了面，小姐主动介绍说：“我是孙夫人的秘书小张，孙夫人让我来码头迎接陈先生，欢迎回国抗战！”

陈文贵向张小姐介绍与屠开元认识，张小姐也表示欢迎，说孙夫人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二人跟着张小姐上了车，张小姐带着他们来到中环一处古色古香的酒店，端庄美丽的宋庆龄女士已经在酒店的房间里等着了。孙夫人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代表中国抗战同盟欢迎他们回国参加抗战。

席间，孙夫人对他们二人能够放弃海外优越条件和工作生活环境，回到中国参加抗战表示十分感谢，并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地址，一再强调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给自己写信。二人都希望到林可胜的救护总队去工作，孙夫人也很高兴，嘱咐他们在路上要小心，到武汉之后写信报平安。

晚饭后，张小姐领着他们到中国抗战同盟在香港的酒店里住宿，两个人在酒店里又谈到很晚，对未来的工作和抗战生活充满了热烈的期待。

第二天，二人一起坐船去广州，又从广州乘坐火车去武汉。

武汉成忠路红十字会首都医院里，林可胜为救护总队的筹备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说，有一位上海的老朋友来见，林可胜出门迎接，竟然是上海东南医院的老院长汤蠡舟。

林可胜想起当初在上海时，二人在松江中学共同救护伤员的日日夜夜，感到十分亲切，伸出双手，与汤蠡舟来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林可胜将汤蠡舟请进房间，倒上茶水，二人聊起当初在上海参加淞沪抗战的情景，都感觉宛如昨天，唏嘘不已。原来，当时在淞沪抗战中，东南医学院被炸毁后，二人一起在松江中学继续工作，后来，林可胜被庞清派到南京组建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医院，就离开了上海。上海沦陷后，汤蠡舟到中国红十字会苏州第七队伤兵医院工作，后来，苏州也沦陷了。汤蠡舟就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来到武汉。他认识到了大医院在战争中的弊端，亲自去军医署找刘瑞恒，诉说林可胜关于战场救护理论的重要性，也要求组建一支战场上的救护队。刘瑞恒告诉他，林可胜和红十字会首都医院已经来到了武汉，救护总队正在筹备组建中，让他来找林可胜，协助林可胜工作，这才有了二人的别后重逢。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林可胜和汤蠡舟关于抗战救护的思路已经趋于一致，他们坐在一起，共同谋划救护总队未来的工作。

在拥挤的新加坡码头上，壮实的汽车司机胡会林也收到了林可胜的信，他高兴地奔走相告，见人就说：“我大外甥林可胜来信了，他组建了一个红十字会抗战救护队，要我回唐山打日本呢，你也去吧！”胡会林本来在司机当中就很有人缘，他疏财仗义，敢打抱不平，大家都很信任他，称他为“大胡”。码头上的司机们听说大胡要回唐山打倭寇，救祖国，也相约一起回去。他们雇了5艘大船，把几十辆汽车装在船上，准备一起回国。

临走，胡会林去牛车水林宅找表姐殷碧霞和姐夫林文庆告别，殷碧霞气得不得了，说他不懂事，放着码头上的好生意不做，要到唐山去吃枪子儿，脑袋进水了！胡会林不做解释，只是憨憨地傻笑。

林文庆嘱咐他要好好地帮衬着林可胜，也给林可胜带着一封信，嘱咐林可胜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抗战机会，多做工作，新加坡家里的事情不要管。

胡会林离开林宅，大步流星地向码头走去，喊着司机们一起将汽车装上大船.他一转身，竟然发现林可胜的儿子吉米也跟着跑来了，他认为吉米是来送行的，还夸奖吉米懂事儿。

装完汽车，货船就要起航了，可是吉米扯着胡会林的衣服，也要跟着上船。胡会林让吉米下船回家，吉米坚决不下船，“舅爷爷，你带我去吧，我要去唐山找爸爸，我想爸爸，我要跟着他去救国！”

胡会林拉着他下去，“那可不行，孩子，你还小，不能去！你的爷爷、妈妈都不会同意的。”

吉米使劲儿抓住船舷，就是不下船，“不，我要去找爸爸！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见了爸爸，我就回来！”

一任胡会林怎么劝，吉米就是不下船，胡会林和司机们也都着急了。

这时候，玛格丽特跌跌撞撞地找来了，一路喊道：“吉米，你在哪里啊？有人看见吉米了吗？”

吉米下来船，抱住妈妈，哭着说：“妈妈，我想爸爸了，我要跟着舅爷爷去找爸爸，找到他，我就回来。”

玛格丽特也哭了，说：“孩子，你可不能走，波比爸爸不在，你再走了，我该怎么活啊？！”

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开船了，胡会林和司机们看着码头上的这一幕，都留下了心酸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