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水以养性 写山为澄怀——我识孔昭君其人其画

昭君前辈是敦厚、儒雅之人。作为孔子七十一代裔孙，远祖自不必多说，即是近世祖，也颇有可道处。他的大祖父孔继伦先生曾为孔子大成三等祭祀官，在八九十年前那礼崩乐坏、处处充满戏谑的荒诞年代，主持阙里的祭孔活动。祖父孔继钰为一家之长，因其性慷慨、乐于助人，而为乡人所重。昭君性情温和，为人谦厚、持重、真诚，做事情勤勉、坚定而有韧力，凡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之赞赏有加。这固然是血脉所传使然，当然也是昭君本人学养修行的结果。昭君为更多人知，乃缘于他的书画，我所以首先指出他的为人，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当下语境。今日社会中人，趋利若鹜而乏于修养，思想肤浅且目界短视，更有信口雌黄、尔虞我诈者充斥坊间……正是有昭君，及如昭君者在，世之兴、人之和、文之畅达，尚可有望。正因此，他为人的可贵，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昭君的外祖父是当地名儒，书法甚好，尝为名书家陈松谷先生称道。昭君自幼即在外祖父指导下临池学书；初中时受蒙于江继兰女史，开始学习绘画；后又随李一先生研习绘画并治美术史，学书亦未间断。大学毕业举办个人画展，李一先生欣然为展览题字。时昭君于艺事已初露峥嵘。

像几乎所有当今学画者一样，昭君也是从素描、速写等开始其绘事的。但他不久便接触黄宾虹的山水画，并深为其艺术风格所迷恋。黄宾虹山水，现在已为一般人所熟悉，也被普遍认可了，但是黄氏山水长期以来并未能得到理解。当年黄氏举办展览，好友傅雷先生还专门撰写了《观画答客问》一文来推介他的山水艺术。即便是现在，虽然山水画创作界一片“黄”山，但能够真正理解其艺术真谛并有能力汲取其养分为我所用的也可说寥寥。昭君时年未满二十，又身在“新潮”洪流之中，而能赏识黄氏，可见其眼力非同一般。他一边赏识、迷恋和临习黄氏，一边还是从传统的“最佳教科书”《芥子园画传》入手，打下根基。除了黄氏，昭君还兼习李可染。应该说，黄氏山水与李家山水有着不小的区别。黄氏重视用线，还是从传统文人画一脉而来；而李氏山水则较多受到“写生山水”等现代绘画理念的影响，相对于用线，他更重视用墨，注重光影效果的营造，从画面效果看又似受版画的影响。二十年前恰是“李家山水”声名日盛之际，昭君受其影响自在情理中。

清人曾言：“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便无出路。”昭君深谙此理。黄、李山水一方面让昭君得以迈近中国山水画的门径，一方面也让他间接地悟到传统山水的高妙所在。继而他便“上追明清如董其昌、王原祁、石涛、龚贤等，更远溯宋元如董、巨、范宽、黄公望、王蒙等”。应该说，历史中的董元是有意误读的结果，着力最多者当属晚明董其昌辈。董氏缘于“文人画”理论建构的需要，抽离出董元的有用部分，重新创造了一个非历史真实的文人画家的董元。董元画中的短条皴，到元初赵孟頫的长线皴，到黄公望的中锋用线的长披麻皴，再到王蒙干笔淡墨屈曲短细的牛毛皴，经过董其昌辈的梳理和取舍，成为后辈文人画家山水画临习和创作的规范和法典，直接成就了清初的正统山水画派。龚贤山水，重在用墨。其所用墨，通过层层积皴积染，而达到黑而亮、厚而透的画面效果，实现重而润、苍而秀的风格塑造。至于石涛道人，其多少带有欺世意味的“癫狂”，究竟与昭君性情隔了一层，其艺术对昭君的实际影响，相对要小得多。所以，我认为，上述诸家对昭君影响最大者应主要是“四王”一路和龚贤。如果说作为“艺术史型”的“四王”山水画法更多依赖于笔头功力的话，龚贤山水则更需要作画时间的保障。而这两点，对于当代画家而言，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代画家，对毛笔的熟悉程度别于古人可谓霄壤，毛笔在他们手上充其量只是一件类似素描所用的炭棒或油画所用的杆笔，自身所特具的顿挫顺性、柔刚随手的优长全然丧失；另则，画家身处事事求速、时时“赶超”的社会环境中，已很难做到“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的心闲气定、慢工细作。“逸笔草草”等前人的牢骚，便转而成为他们潦草、敷衍、仓促和不求甚解的理论依据。昭君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有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临池功夫，也有着常人所难具的“慢性”，“四王”和龚贤等辈便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变得充满了生命感。所谓“神会古人”，盖如此耳。

宋人赵希鹄有言：“胸中有万卷书，目饱前代奇迹，又车辙、马迹半天下，方可下笔。”正是通过对“赵、黄、王、董”、“四王”和龚贤等人的私淑和长期临习揣摩，加上多年对包括书画著述在内的经史子集的研读，昭君不仅从技的层面打下了坚实的山水技法基础，也从道的高度加深了对山水画艺术本真的理解，为他以后的创作铺平了道路。昭君也曾北赴燕京，西行太行，登泰山，游黄山，可谓“车辙、马迹半天下”，但他真正钟情的却是家门口的石门山。不必说唐代“李杜”至此云游，也不必说清代《桃花扇》主于此隐居，单是柴丈人图写石门未竟，戴务旃继作而成一事，就足以让画家为之自豪，对之膜拜了。昭君少时初游此山，即陶醉于其灵秀，自后时作石门之游。其师李一先生也嘱其“多写之”，用昭君自己的话来说，“孤坐危石，仰望穹垂，低听松涛，南眺洙泗，或徘徊崇岭，流目四瞩，超然远念”，石门山已然成为他精神的寄所。既已为精神所寄，思之，游之，歌之，识之，图之，均无所功利。其貌水仅以养性，写山只为澄怀。临风而畅神，澄怀而味象，此中真味，难与外人道。

欣闻昭君近作结集出版，再念东壁所赠嘉构，不禁浮想联翩……遵嘱草成如上文字，无奈言拙，难以表昭君画作之美，惟愿他百尺竿头更进。

孔德平

辛卯腊月于北京新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