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今天：面对强敌侵略，唯有决战到底！

2020年08月15日09:35 来源：青春山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十几天后，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自此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全中国人民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

但鲜为人知的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几个月内，随着平津、沪宁相继失陷，在日军的铁蹄和胁迫之下，历史差点被改写。

1937年底，日军进攻南京前后，曾两次提出和谈，迫使中国投降。11月2日，日本进攻南京前，提出了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拒绝。12月21日，日本占领南京后，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同时，依仗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认为“国都”已被攻占，中国人民必会屈服。他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再次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要求中国放弃抵抗、割地赔款，在投降书上签字画押。

彼时，面对日军妄图三个月占领中国的嚣张气焰，部分国民党高官以及一些与高层关系密切的知识精英，对于中日爆发大战的后果颇为忧虑。外交部长王宠惠多次谈“战”色变，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蒋梦麟也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

特别是当淞沪会战失利以及南京沦陷之后，悲观情绪更是在国民党高层弥漫，议和之论再度甚嚣尘上。出席国防最高会议的居正“力主向日方求和，并谓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近甚倾向和议”。

但是，退让真的能赢得和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经历甲午战败的中国人，理应知道这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加之当时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并没有做好抗争的准备，不惜割地赔款来换取一时苟安。

清政府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之后，并没有求得所谓的“和平”，反而引发列强的瓜分狂潮，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已坚定血战到底的决心。早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世界二战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正义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8年，面对当时国内“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思潮，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著作中，提到“抗战”93次、“抗日”91次，提到“胜利”89次，“抗战”“抗日”与“胜利”的比例几乎是1比1，并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努力团结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始终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人必胜信念的鼓舞下，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被激发出来，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迸发出汹涌的爱国热情，汇聚起磅礴的抵抗力量。

即使是在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都没有向日本法西斯屈服，而是“扛起土枪土炮，挥动大刀长矛”，以血肉相搏树起坚决抵抗侵略的旗帜，取得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日本每日新闻社战地记者报道，1942年5月，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一部在衡水徐家庄村反“扫荡”中，“坚决抵抗直到全部战死”，这些让“日军感动于其勇气”、“以为军人榜样”的中国官兵，被日军殓葬后特立“中国无名战士”之墓。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累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总数的60%以上。

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两场战争，一场是不惜一切代价“和”，一场是不惜一切代价“战”，结局自然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