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传统的现实意义

　　上古初民本生活在以普遍平等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民主社会之中，迈入文明时代门槛之后，人类的这种社会生活便不复存在了。阶级、阶级差异、阶级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存在的事实，决定了在某种阶级社会形态中即便有所谓民主存在，也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为基础的，而只能是某个特定阶级的专享品。如古希腊时期即已产生了“民主”概念，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历史》中把雅典的政治制度称为民主制度；政治家伯里克利也认为雅典的政治掌握在多数公民手里，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当时社会的现实是奴隶及其他被奴役、被压迫的民众并不包括在“民众”、“人民”、“公民”范围之内，所谓“民众掌握政权”或“人民统治”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言。近代以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接踵而兴，民主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社会也有了很大进步。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观，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卢梭的主权在民原则，……所有这些奠定了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细细探查，他们的思想主张究竟又实现了多少呢？标榜为“人民主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实际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制度下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人权也只不过是资本特权的另一种表述而已。随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民主日益暴露出其阶级统治本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中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初民的远古生活姑置不论，而由原始习俗提升、转化、发展而来的早期儒学，有着颇为显明的原始民主精神。后世儒者从此出发，回望上古社会，也提出了许多富有民主意味的思想观念。晚明清初的启蒙儒者，更在新社会条件下，反思历史，批判以至否定王权专制主义，畅发其内涵丰富的民主思想。但就社会实际来看，所存在着的并不是学者们、思想家们描述论析的民主，而是王权专制。周秦以来，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宗族（家族）血缘组织为依托，长期存在着君主专制统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君主拥有绝对权力：政治上，“朕即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于君主，君主对天下臣民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司法上，“口出成宪”的君主不仅具有对当世法律及司法实践的最终决定权，而且其意志意愿及表达意志意愿的任何言论本身就是法律，或具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威；经济上，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天下一家，莫非王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顾炎武：《日知录·财用》)；思想文化上，“居如大神，动如天地”（《荀子·正论》）的君主始终是真理的化身，是学术、知识以至认知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如此这般，哪有民主可言？所谓“天惟时求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 （《尚书·多方》）云云，不过是在说君主秉承天意天命而行使专制王权罢了。这样，民主便成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对这理想的期盼和追求，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力量之一。

　　无产阶级也有本阶级的民主理想。这种理想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及革命胜利后，要创建一种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新的最高类型的国家形式，创建一种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并且利用这种新型的国家形式和新型的民主去创造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种条件，使人类社会在未来的发展中逐步过渡到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从而使国家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彻底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这种民主理想，继承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的民主理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中有社会普遍价值的内容，即人民主权的思想。当然，无产阶级民主理想与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存在着本质区别，譬如，这两种理想依据的基本原则根本不同，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把人们引向在经济领域中只追求个人财产，在政治领域只追求形式上的个人民主权利，而在根本上代表和反映着人类未来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其民主理想以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为最根本的原则，这种民主理想并不否认个人的自由解放和个人的民主权利，但认为只有在阶级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的过程中，个人的自由解放和个人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实现。此外，这两种民主理想实现的途径也不一样，资产阶级是通过政治革命、政治解放来实现其民主理想的，而无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实现，除需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外，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诚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所说：“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八十余年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无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实现作为重要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为达此目标作了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在这努力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发展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而且他们还将之转化成为实践，从而使中国社会愈益朝着理想目标迈进。以此为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然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并且还需注重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而科学分析和研究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积极开掘其中的价值资源，从而使我们当今所要建设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能够合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潮流，而且也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展露出中国特色。从此角度来重新审视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传统，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兹略述四端于下：

　　（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此乃儒家“大同”思想的根本要义。儒家学者本此义而阐发其论，如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将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唐甄：《潜书·抑尊》），主张“为百姓，非以为君也，故百姓存则与存，百姓亡则与亡”（黄道周：《存民编》）；更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朱熹：《四书集注·孟子万章注》），为政者须以道履天下而莫以名位权势临天下：“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夫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则生杀予夺之命皆无以服天下之心”（《水心别集》卷之一《君德一》，《叶适集》第三册第63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些思想对今人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

　　（二）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著极欲，反复强调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这方面的思想十分丰富，如程颐《伊川易传》释《周易》“比卦”之义道：“比，亲辅也。……为卦，上坎下坤，以二体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间，莫如水之在地上，故为比也。又爻皆阴，独五以阳刚居君位，众所亲附，而上亦亲下，故为比也。”依其之见，“比卦”坤下坎上，取象水在地上，亲密无间。此卦中，一阳爻居五位，代表君，余则皆为阴爻，代表民；卦象的意思是君、民要像水和大地那样亲合。卦辞曰：“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程颐释道：

　　比，吉道也。人相亲比，自为吉道。……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方且来求亲比，得所比则能保其安。当其不宁之时，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独立自侍，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则虽夫亦凶矣。夫犹凶，况柔弱者乎？夫，刚立之称。《传》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谓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间者，未有不相亲比而能自存者也。虽刚强之至，未有能独立者也。比之道，由两志相求。两志不相求，则暌矣。君怀抚其下，下亲辅于上，亲戚朋友乡党皆然，故当上下合志以相从。苟无相求之意，则离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则合，相持则暌。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亲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缓也。

　　就是说，为政者只有亲民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做出合乎中正之道的决策，不会有过失，当然也就能够因赢得民心而吉利。反之，人民得不到安宁，为政者若自恃“刚强”而不亲民，总是做出一些违逆民心民情民意的决策，那末，上下志背心离、情不相合，就必然会因丧失民心而发生危机。又，“比卦”初六爻辞曰：“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程颐释云：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中心不信而亲人，人谁与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诚，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孚”之意为诚信在中。程氏在此明确提出亲民之道当以诚信为本；人、尤其是为政者若无诚信而能亲人，又有谁能够相信呢？故而亲民之道，“诚信充实于内，若物之盈满于缶中也。……外不加文饰，则终能来有他吉也。他，非比也，外也。若诚实充于内，物无不信，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虽他外皆当感而来从。孚信，比之本也。”儒家的这样一些思想给今人启迪良多。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其三，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新华社2003年1月2日北京电）

　　其四，儒家在政治文明方面亦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要皆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均有一定启迪意义。譬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为理想的政治，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据《论语·颜渊》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又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季氏》）之说。荀子进一步阐发孔子的思想，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荀子·君道》）而从“德治”的内容说，儒家着重强调两条原则：一是“王制”原则，因为它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共生的理念，而理想的人间秩序就依赖此理念来维系，人、物之间的秩序亦需此一理念来维系；另一是以德居位、无德不贵的公道原则，这又蓄含着君宜公举、臣可废君两层意义。在儒家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统治者一家的天下，所以，要实行“德治”，就必须以天下为公器，唯贤是择。《尸子》说“孔子贵公”，即为此意。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